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以流动人口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逐步增多。同时,我国城镇化一直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2012年流动人口规模约2.53亿,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成为拉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外来人口呈乡缘集聚并且人数多于本地人口,形成了人口“倒挂”格局,暴露或引发的基层管理问题和本外地居民融合问题都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无法跨越又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依据近年来流动人口流向和各地产业发展特征,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倒挂地区社会管理研究”课题组2011年开展的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湖州市、苏州市、青岛市、德州市7个城市的21个人口倒挂区(县)5557户家庭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公共服务的状况和质量,以及流动人口的诉求、生活质量和心理感受,结合课题组2012年的调查及其他调查结果得出人口倒挂地区流动人口具有的七大主要特点。
一、与总体流动人口基本特征相符
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约2.53亿,其中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约占80%,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流动跨度大,流动频率高。本次调查与总体流动人口基本特征相符:农村户籍人口占总调查人口的84.2%。“80后”和“70后”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分别占42.4%和32.9%。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52.1%;高中文化程度占15.6%;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0.2%。跨省流动占65.2%,省内跨市流动占30.8%,市内跨县流动仅占4%。调查显示人员流动距离与居住时间呈反向关联,即流动距离越远则流动人员在现居地居住时间越短,跨省流动人口中在现居地居住不足1年的占31%,市内跨县流动人口中有44.5%在现居地居住1-4年,居住满5年的占18.6%。60.5%的“90后”流动人口调查时在现居地居住时间不足1年,“80后”和“70后”在现居地居住时间不足1年的比例明显降低,分别为36.6%和20.8%,说明流动人口在青年时期处于行业选择和工作经验积累时期,工作和居住地流动频率大。
二、低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
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情况为:北京市360份,德州市40份,广州市1040份,湖州市320份,青岛市1557份,上海市1000份,苏州市1240份。被调查的每户家庭月平均收入为6003.5元,家庭月收入主要集中在3000-5000元和5000-10000元之间,分别占调查家庭的35.8%和30.4%;低收入家庭(月收入在3000以内)占9.6%,高收入家庭(月收入超过1万元)占12.4%。家庭每月平均支出2688.7元,其中每月平均住房支出392.4元,占总支出的14.6%;每月平均食品支出1450元,占53.9%。每户家庭平均每年寄回或带回老家的钱(物)约合6828.2元,其中1000元以内的占34.8%,1000元以上5000元以内的占29.9%,5000元以上占35.3%。调查家庭的平均人口按3.3人计算,估算人均年收入应在11000-14000元之间,收入水平居于同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69773元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1809.8元之间,低于城镇居民36%-50%。
流动人口在异地就业大幅度增加了其现金收入,但生活成本特别是食品支出比例高,流动人口恩格尔系数为53.9%,高于2011年农村40.4%和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36.3%,说明流动人口在衣着、住房、耐用消费品等其他商品的购买能力不足。
三、人力资本提升面临瓶颈
本次调查表明流动人口就业集中在二、三产业的低薪、低技能行业。从被调查人上月收入的统计来看,学历与月收入呈正向关联,说明学历仍是我国劳动力市场薪酬支付水平以及求职者薪酬期望的主要因素。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流动人口的文化知识水平与产业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的人才需求不匹配。许多流动人口从事计件、生产线工作,“干中学”或“熟练工”类型的经验积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贡献极其有限。从下图中可看出,虽然不同学历流动人口在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工资收入差别不大,但中专及其以上学历流动人口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工资收入不断增加;而高中及以下学历流动人口在40岁以后体力和精力衰退,工资收入下降。
图1 各年龄阶段不同学历程度流动人口月收入变化趋势
从不同户籍性质流动人口学历程度分布情况看,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整体文化水平低于城镇户籍,城镇户籍流动人口以大学及其以上学历为主。流动人口中特别是农村户籍人口由于城乡教育资源和质量的差异,缺乏提升自身技能和知识水平所需的时间、精力、资金投入以及就业指导,因此人力资本提升面临瓶颈。
四、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
流动人口在异乡与在家乡相比生活成本明显增加,因此流动人口需要获得持续收入,才能在流入地长期停留下来。本次调查表明,虽然流动人口工作强度高,但整体失业率低,失业人口在调查人口中仅占1.7%,就业行业集中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主要从事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装修,生产、运输、建筑等职业。以雇员身份就业比例最高,占67.7%,其次是自营劳动者占8.8%,雇主和家庭帮工比例很小。
流动人口工作强度高,被调查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周工作6天以上(不包括6天)的占42.4%;平均每天工作时间9小时,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不包括8小时)的占59.4%。高强度工作限制了流动人口从事业余爱好的时间和精力,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业余生活乏味。参加频率最高的爱好和娱乐活动是看电视、电影或录像。
五、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流动人口的比例和质量不高
近年,我国在流动人口的居住地进行了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探索和改革,在一些小城镇和二、三线城市取消了户籍的二元管理模式,推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以流入地为主接受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允许城乡人口及其单位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鼓励企业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为职工兴建公寓,积极推动居住证制度。调查显示28%的农业户籍和51%的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4.5%的流动人口医疗费报销方式为先付费后报销,60%为付费时直接减免。由于流动人口整体年龄集中在18-45岁,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以及子女入学是他们最迫切的公共服务,但由于各地公共服务资源和常住人口的配比不同,流动人口享受租、买房优惠和子女入学的比例和服务质量都不高。以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为例,携子女在居住地的被调查家庭中在居住地公立小学就读占78.1%,在私立小学就读的占13.8%,7.6%的孩子在打工子弟小学就读。而廉租房的覆盖比例则更低,仅有1.8%的家庭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福利,有5%的家庭居住在就业场所或其他非正规居所,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约60.5%)在租住私有住房中居住,自购房的比例为15.8%。目前,户籍身份仍是获得众多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的识别条件,因此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比例和质量都有待提高。
六、融入意愿强烈但仍存在融合障碍
97.5%的调查人口表示“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95.7%的人“关注现在居住城市的变化”,92.4%的人“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63.9%的人打算在当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与老家相比,60.9%的人感觉在流入地幸福,37.1%的人感觉一般,仅有2%的人感觉不幸福。假设没有其他限制,有59.4%的人愿意把户口迁到当地。总体来看,流动人口外出就业意愿未减弱,融入意愿强烈。
有33.1%的被调查流动人口基本或完全同意“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但雇主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对这种说法不认同,比例高达占73.3%;而家庭帮工对这种说法的不认同比例最低,占61.9%。
图2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幸福感
七、人群间交流限制了流动人口在当地社会网络发展
48.3%的流动人口在业余时间主要与同乡户口在老家的人来往,而经常与“其他本地人”和“其他外地人”来往的只占16.9%和13.8%,有8.8%的人很少与别人来往。
表1 在居住地参加活动情况
此外,流动人口参加居住地社会活动比例较低:例如仅有18.5%的人参加过社区文体活动,22.2%的人参加过社会公益活动(如献血、募捐、做义工等),5.7%的人参加过选举活动。以上活动是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丰富业余生活、结识更多的本地人口的平台和机会,由于本外地人群间交流机会少、时间短,限制了流动人口在当地社会网络的发展。
总体来看,非户籍人口的基本权益已经得到改善,在居住地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日渐扩大,服务质量也有所提高。但与当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租赁房屋等等方面与本地人口存在差别,在文化差异和乡缘、社会网络的共同作用下,公共服务差别极易造成流动人口“被剥夺感”。及时了解、疏导、有效解决流动人口的诉求是目前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工作。
(作者系188bet平台app官方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